明恩溥「凡是对中国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女子有缠足的习惯,对此有必要稍加说明。这种习俗在中国很普遍,但也有明显的例外,如南方的客家人。女子缠足习俗有力地揭示出中国人性格中先天的特质,特别是为了达到外观上这种所谓美的标准而甘愿忍受巨大而持久的痛苦。再也没有像中国这样的非宗教习俗如此违背人类的自然本性了。而中国人对这种习俗如此钟爱,以至于始终不愿放弃。」「中国女孩一旦订婚,就置身于一张极其复杂的关系网里。她业已失去了订婚前的自由,尽管那时的自由也很有限。她哪儿都不能去,因为那样做“不方便”。若被她未来的婆家人看见,那是比什么都可怕的事。西方人忍不住会问：“为什么？”中国人则毫不犹豫地回答：“那可不成体统。”」(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董竹君「九十余年的时光转瞬飞逝。回首自己过去的各个阶段：从幼年起,自己像是在梦魇中度过。童年时代就失去了欢乐。尤其是青年时期,抚育后代、孝养双亲的重担压在身上,真所谓历尽人间忧患了。当我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步步维艰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会在晚年的岁月里坐下来从头至尾写下自己的一生。」「我生于1900年,阴历庚子年正月初五。今年2月我满九十七岁。小时候名字叫“毛媛”,双亲叫我“阿媛”,人们称我“小西施”。我生长在很贫苦的家庭里。当时我家在上海洋泾浜边上、沿马路坐南向北一排破旧矮小的平房中,租了一间居住。邻居都是在各行业当小工的。这条浜未听说过发源于什么地方,这是一条黑得如墨汁、稠得如柏油、看不见流动的污水浜。浜里有死猫、死狗、死老鼠、垃圾,也有用草席、麻袋装盖的婴儿尸体。据说这些婴儿多半是当时社会不允许出生的私生子,这些私生子有时碰上过路的好心人,就给送去育婴堂接婴处。夏季到来,污水发酵,臭气上升,四处飘散,再加上蚊虫乱飞,真叫人受不了。」(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周璇「我首先要告诉诸位的,是我的身世。我是一个凄零的女子。我不知道我的诞生之地(只知道是常熟,不知道哪一个村落),不知道我的父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姓氏。当我6岁的时候,我开始为周姓的一个妇人所收养,她就是我的养母。6岁以前我是谁家的女孩子,我不知道,这已经成为永远不能知道的渺茫的事了!当然,我的原姓决不会姓周。我的养父,家里另有大妇,大妇很喜欢我,但是和我的养母却不很和睦。不久周姓的家道渐渐中落。所以我在被养母收养之后,也还是过着困苦颠连的生活。」「我自幼爱听人家唱歌,耳音也好,常常跟着哼,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就能上口了。在学校里,我唱歌的成绩总是第一名。因为家境困难,我读完初小就辍学了。13岁那年,由章锦文女士(现在任职于金城大戏院)介绍,加入了黎锦晖先生主办的“明月歌舞社”。周璇的名字就是黎先生给我起的(我的小名叫“小红”)。从此,就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我开始以唱歌为职业。在当时我把它称作生活中的起点。」(周璇《我的所以出走》)林语堂「既然有了足够的闲暇,中国人有什么不能做呢？他们食蟹、品茗、尝泉、唱戏、放风筝、踢毽子、比草的长势、糊纸盒、猜谜、搓麻将、赌博、典当衣物、煨人参、看斗鸡、逗小孩、浇花、种菜、嫁接果树、下棋、沐浴、闲聊、养鸟、午睡、大吃二喝、猜拳、看手相、谈狐狸精、看戏、敲锣打鼓、吹笛、练书法、嚼鸭肫、腌萝卜、捏胡桃、放鹰、喂鸽子、与裁缝吵架、去朝圣、拜访寺庙、登山、看赛舟、斗牛、服春药、抽鸦片、闲荡街头、看飞机、骂日本人、围观白人、感到纳闷儿、批评政治家、念佛、练深呼吸、举行佛教聚会、请教算命先生、捉蟋蟀、嗑瓜子、赌月饼、办灯会、焚净香、吃面条、射文虎、养瓶花、送礼祝寿、互相磕头、生孩子、睡大觉。」(林语堂《吾国与吾民》)胡适「那样的生活可以叫做新生活呢？我想来想去,只有一句话。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胡适為《新生活》雜誌第一期做的短文)三毛「一個人至少擁有一個夢想,有一個理由去堅強」鄧麗君「我第一次踏上舞臺的時候,只拿到五塊錢台幣,算是來回的交通費,但是當時我只要能站在臺上演唱,就很滿足了。」黃柳霜「我作出那個決定的時候年齡還很小,但那時我就知道正因為我年輕,我輸得起,所以我決定給自己10年的時間來奮鬥,成為一名成功的女演員。」胡蝶「我总是这样想,社会为什么对待女子这样刻薄呢,我是什么待遇都遭受过,往往有许多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而人家是似乎千真万确的那样传说着了。在这种待遇之下,可真不容易过。要是置诸不闻不问,会使得讥嘲之上又加了讥嘲,要是去辩正呢,我一千个事实似乎还抵不上人家半句谣言。好像什么不应该做的事,全应该由女子做出来。就是你不曾做,硬说你做了,还不由你辩正。」